一到招生季，高職“零志愿”“零投檔”、新生報到率低等報道常常見于報端。與此同時，一些高職院校新生錄取線高于三本、二本，高職畢業生就業率高于985、211，本科生“回爐”高職等也出現在不少媒體顯著位置。兩種極端現象同時出現在高職，確實反映了高職院校生存與發展陷入了似乎說不清道不明的“囧”境。

忽高忽低“囧”像集中反映在高職教育領域，既有高職院校自身的原因，也有大環境、大政策外部環境的原因。一些研究者分析認為，在多數省份考生大于錄取人數的情況下，“零志愿”“零投檔”、錄取線高、本科生“回爐”，大都歸因于具體院校的吸引力；新生報到率低，則大都歸因于社會誠信體系的建立和制度的缺失；就業率高，則歸因于高職人才規格對應了市場的需求。問題是，不論如何歸因，這一“囧”像的現實存在，已經不是一兩年時間了，良策探討和改革實踐也一直沒有停止過，但是高職“囧”像依舊，高職院校“囧”境加劇，一些高職院校實感無奈，嚴重困擾和阻礙著高職院校的健康發展。

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向全社會提出了“法制”的方略和信仰，以法治思維尋找破解高職“囧”境的策略，似乎可以別開生面。

“零志愿”并不等于沒志愿，“服從”也是志愿。有了志愿，通過高考錄取系統履行了“法律”手續，實質上就形成了考生與學校“契約”性質的關系。這種關系在當下雖然還不具有法律約束性，但至少形成了具有道德約束力的信用關系。同樣，在招生宣傳過程中，高職院校向全社會公開的學校條件、學校優惠政策等方面的信息，同樣也具有法律性質的“要約”。被錄取的考生無故不報到、學生到校后得不到招生簡章上的“承諾”，本質上也都是“違約”行為。

這種違約是十分有害的。一方面破壞了社會誠信體系，另一方面造成了教育資源尤其優質教育資源的浪費，同時也損害了未被錄取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權利。一方面的違約行為導致了另一方的違約損失，該由誰來買單？違約了，理所當然地應當由違約者承擔相應的責任。當然這種違約社會危害性并不像違法犯罪那樣大和具有直接的主體，所以，當然就不能像懲治違法犯罪那樣采取硬邦邦、冷冰冰的法治措施。但是，以法治思維，利用現代手段實施信息公開，以透明誠信來制約違約方的行為，完全是應該的，也是可以做到的。

以備案方式制約學校宣傳行為是可供政府的選項。招生前夕，各高職院校都會使出渾身解數宣傳學校實力。宣傳本沒有錯，但有些學校把“芝麻”說成“西瓜”，把別人的東西說成自己的東西，有的作出了實際做不到的承諾，甚至提前寄發錄取通知等等，嚴重干擾了正常招生環境，損害了考生切身利益。既然組織招生是政府行為，那么政府就有責任監督和規范學校宣傳內容、宣傳方式。如果省級教育考試院實行學校招生宣傳材料備案制度，就會增強學校法律意識，提高學校“要約”的嚴肅性。

建立登記或信息公開制度可制約考生的選擇性行為。在規定的時間內，如果已經被錄取的考生違約不報到，則由學校向省級教育考試部門報告，省級教育考試部門查實后登記在檔案，在案卷中標明“往屆已錄取未報到”字樣，如果該生再參加高考或走進社會，即隨電子檔案紀實性報送。或者規定，在高考排名時，在同等情況下靠后排序，或者限制性劃定報考學校，或者適當提高這類考生錄取分數線，使“違約”者提高誠信成本。這樣做法在一些地區的中考中已有成功實踐。

改革招生錄取制度則是法治的根本路徑。過去考生主要以學校層次作為評價標準，大都先選學校再選專業。而考生求學高職最主要目的是為了就業，專業即為其興趣所在，可由于考分排名導致“被”選了備選的專業，所以轉專業就成了不少考生的利益訴求，在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，一些學生只好被迫“不報到”。如果作為高考組織者換個思路，以專業為填報志愿的招生導向，或者在錄取過程中充分溝通和尊重考生的意見，或許就滿足了考生的客觀需求，就可能減少導致“囧”像的因素。

設立透明誠信制度，不是剝奪責任主體選擇性權利，也不是不提供責任主體“反悔”機會，意在提醒責任主體在作出重大選擇的時候，要“三思而后行”，在選擇自己美好的同時也要想到影響他方的美好。每一個人都生活在社會之中，都不可能獨善其身，多為他人想想自己就會得到更多的快樂。以人為本改革體制機制，可能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策。（作者系中國礦業大學博士生、江蘇建筑職業技術學院研究員）